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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陵散人 半边屋

室陋堪画竹,楼矮可读云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生命最不值钱的年代,诞生了我的生命。 我,一副1.73m散发臊气的皮囊,装着73kg左右腥血酸肉硬骨头及一肚子臭粪便。隆准、厚唇、阔嘴、大耳……上帝把我组装成一个乡巴佬,在大脑里塞着些诚朴和忠厚、正直和顽固。 有人说,人生识字糊涂始,我从五岁开始糊涂,至今,啃了以吨为单位的字纸,屙了百来斤字纸。能吃能屙,故而为有这种极平常的生活和健康状态得到安慰。数学成绩一直不好,不懂算计,又兼糊涂,是心就在嘴巴上的傻瓜,故而乐观。 一生不勤不懒,不贫不富,不贵不贱,不雅不俗,不忧不惑。如此而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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童年在共和国的脚印里 ,生涯之五  

2013-11-26 19:27:21|  分类: 历史纪实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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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放军进村了。源头解放了。

有学生家长问“云山国民小学”的校长页牯叔,学校怎么办?

页牯叔说:我们照常上我们的课。

我们的国文课本上有一篇课文,其中有一段是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,抗日战争胜利了,人民欢呼“中华民国万岁!”页牯叔叫我们把“中华民国万岁”改作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”。

我们用的都是毛笔,课文的字距很窄小,不好改。我为了整洁,省得在书上涂出黑块,在“华”字后面加一个“人”字,坐在我周围的同学,也跟着我在“民”字前加一个“人”字。

我们在朗读课文时,便大喊着“中华人民国万岁!”

有一个同学说:涂掉“民”字,改“共和”两个字。称“中华共和国”才对。

有一部分同学赞成这个意见。

我说,政府也叫“人民政府”呢,应该叫“中华人民国”。还有同学说,涂掉“民”字,没有人民哪有国家呢?

应该叫中华人民国!

应该叫中华共和国!

我们这群十岁不到的孩子,为“国号”争得面红耳赤。

 

25

 

课余,我们喜欢下象棋。象棋是自制的,用瓦的碎片磨成圆形,用毛笔写上字。

依然的楚河汉界,红、黑二色。不知是谁的发明: 将、士、象的“将”,改成“蒋”,  帅、仕、相的“帅”,改成“毛”。 红子“毛、仕、相”。

我喜欢挑红子,大多数同学也喜欢挑红子,不愿执黑子。生争执,   则用剪刀、尺子、布解决。

有一个同学,就是细细,他喜欢挑黑子。他赢了,会高兴地欢呼。他若形势不利,快要输了,或悔棋,或掀掉棋盘。

有一次,我和他下棋。他连输三局,我高兴地欢呼:“毛士相赢了!”

他和我打架了。他比我大两岁,我自然打不过他。他把我打翻在地,一定要我举手投降。我不投降。他一拳打的我鼻孔流血。

回到家里,父母亲见我流鼻血。与人打架,不管有理无理,更不管输赢,父母亲都要骂我。我嗫嚅着说了打架的原因。

父母亲没有责怪我,脸色显得比较严肃。父亲说,那个孩子的爹,是个老实人,但曾任保长,要是老苏区,那是天大的事啊。

母亲叫我以后不要和他下棋,或者干脆不要下棋了。

父亲说,都是邻居,得提醒他爹妈一下,教育一下孩子。

母亲以邻居间串门的形式,到他家。回来,叹了一口气。对父亲说,孩子不懂事,竟然大人也不懂事。

第二天,细细为下棋又和人打架了。校长页牯叔特意到他家里,细细,第二天便没有上学读书了。

 

26

 

1950年秋,成立源旷乡,父母亲调入乡人民政府。父母亲工作忙,常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。

“永新县立花溪小学”张榜招新生,离校远些的,在学校食宿。父母亲决定把我放到学校里去。

那时,永新北乡才两所完小,花溪小学是其中之一。

十里小路到花溪。

村里有十来个读了三四年私塾的学生到花溪小学考高小。

自然都会被录取,开学了,教导主任马自远叫我到他房子里,对我说,全花溪区的百多个考生,我的作文出类拔萃,我编在六年级。

与村里其他同学一碰头,才知道我们村的考生还有一位编在五年级,其余编在四年级或三年级。

我不知“出类拔萃”是什么含义,也不知“六年级”意味什么,只是心里有一种好的感觉。或许,还有一点沾沾自喜。

 

第一次坐进教室里,见黑板上楼板下,贴着斯大林的像。

老师对我们讲,蒋介石是人民的公敌,要活捉蒋介石,解放全中国;讲贫下中农团结起来,消灭地主;讲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,我们一边倒;讲美帝国主义,根本没有原子弹,是他们用宣传来吓人……

 

学校立在花溪刘氏宗祠里,在祠堂以前祭祖的地方,搭了个主席台,也是戏台。课余,老师们在戏台上排戏,唱的歌,有:“地主地主,赛过老虎。老虎吃人,还吐骨头,地主吃人,骨头不吐……”

有:“国民党哟,那个一团糟呀,地痞流氓到处有哇,贪官污吏狗强盗哇……”

有:“母鸡下鸡蛋呀,咕打咕打叫呀,朱大嫂送鸡蛋(慰劳解放军)……”

 

十月一号国庆节,全校师生游行庆祝,每人手里举一把三角形的小旗,上面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、毛主席万岁、朱总司令万岁、共产党万岁、消灭国民党、打倒蒋介石等等标语;一路走,一路呼口号;学校的秧歌队,在“齐仓齐”的乐器声中,一边走一边扭秧歌……

最有趣的是:其中有一支是化妆游行,有的化妆为工人,有的化妆为农民,有的化妆为解放军。四年级里有一个个子比较高的同学,叫马高龙。大概有十六七岁,瘦瘦的,化妆为蒋介石,用绳子象征性地绑了双手,头上戴一顶高帽,高帽上写“打倒蒋介石”……他走到哪里,哪里的人便愤怒地高喊“打倒蒋介石”!举起的拳头,几乎捅到到他脸上。他当时哭了。有人喊“蒋介石哭了”,口号喊的却更激烈了。尤其叫这个同学不能忍受的是,游行过后,还有人对他喊“打倒蒋介石”,这个同学,星期六回去,就再也没有回到学校。

有一天,下课后,我走出教室,祠堂的走马楼上有一群花溪本地的学生,他们朝我举手高呼:“打倒龙致雨!”

龙致雨,是距源头约三里的一个小村落人,不同宗,也不同派,只是同姓。他是个读书人,七八两都稍有点名的人物,说是恶霸,被区政府抓起来了。

龙致雨我认识,到我家吃过饭,要我背“人之初”给他听,夸奖过我。这事,这些同学自然不知道。但他们为什么朝我喊“打倒龙致雨”?

我猜想,因为我姓龙,他们以为我是龙致雨的儿子!

龙致雨毕竟与我无关,我也无所谓,后来就没有人这样喊了。

 

27

 

学期结束,我的学习成绩:语文、历史、地理、自然等科,名列前茅。算术,全班倒数第一。

我在“云山国民小学”读的一年书,才开始背乘法口诀表,知道除法,知道循环小数,还有就是知道先乘除而后加减。“花溪小学”六年级的算术,一开始便讲分数,我在云里雾里。老师讲通分,我一点也不懂。考试时,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,我的答案不是五分之二,就是六分之一。

算术差,我不在意,因为我不知道在意。就像我跟着女同学一起和女老师散步,不知道男女有别,男同学笑话我,我也不在意。

下一个学期,我休学了。原因是:

花溪区,十来个乡,除花溪乡的学生,都在学校食宿。菜,自带。

那时的小学生,十六七岁读一、二年级,并不稀奇。我是住宿生中年龄最小的,只十岁。夜晚睡觉,跌落在床下继续睡,常常就在地上睡一夜。我家里带来的菜,不是油炸的肉,就是油煎的鱼,老是被同学偷吃掉。

父母亲说,等我长大点再到花溪去上学。

 

28

 

休学在家,村里选我做儿童团长。

加入儿童团,得是贫下中农的子女,上中农,父亲当过保长、甲长或当过蒋匪军、保安团的,直系亲属中有被人民政府镇压或关、押、管的都不能参加儿童团。参加了儿童团的,家里人都感到光荣,因为说明这个家庭,得到共产党的信任,得到政府信任,是“革命”家庭。我不仅能参加儿童团,还当上了团长,觉得非常荣耀。父亲不仅给我特制了一根漂亮的花棍,还给我买了一只哨子。

我吹一下哨子,老屋场的儿童团员们,立即就跑到我家前面的晒地上集合。团员们就是正在吃饭,只要听到哨音,丢下碗就跑过来。

土改,复查,反霸……

审地主,挖浮财,查特务,抓反革命……

开大会,斗地主,枪毙恶霸……

写标语,呼口号,扭秧歌,唱革命歌曲,演革命戏剧……

儿童团站岗放哨、查路条、寻约、催送公粮,唱歌、跳舞……

源头,这个山区偏远的农村,也紧张、激烈、热热闹闹。

尤其,我们儿童团也能像民兵一样耀武扬威。

 

29

 

我曾看见民兵审地主。

源头村的三户地主,都是地主婆。一个是本家的富户金媛婶,她丈夫炳先生任联保主任时,于1941年请人杀了那个“铲共英勇队长”荣章先生,第七区区长贺颂堂带了警察队,杀了他和他的父母亲;一个就是那个“铲共英勇队长”的妻子伏娥;一个就是成娥伯母,她丈夫明苟伯,在解放前夕因病去世了。

据说,没收这三家财物时,只没收到些许金银首饰,贫农团和工作队都不相信只有这点值钱的东西,认为她们把金银财宝藏起来了。

春寒料峭的一个早上,忽听见有人喊:去小祠看审地主啰!我就跟着几个孩子跑到新屋场的祠堂里。

正在审的地主婆,是荣章先生的遗孀伏娥。她四十岁左右。衣服被脱光,悬挂在楼下。披头散发,头发把脸都遮住了。裸露的身子,像一条青蛙。

审她的民兵,要她说出藏金银的地方。她说,丈夫死,花了很多钱请人报仇,花光了。民兵不信,用柳枝条抽打,抽一下,她肥嘟嘟白嫩嫩的肉体上,现一道长长的红红的鞭痕……

那天夜晚,这个地主婆回到家里后上吊自杀了。

工作队和贫农团,把曾和她有私情的“三脚班”里的“小旦”打成“地主”,封门抄家,但也没抄到金银财宝。这个本是贫农的“小旦”,含冤当了半辈子的“地主”,1982年才平反。

听说,审问其余两个地主婆时,祠堂前的池塘里结了冰。民兵们脱了她们衣服,绑在风车口上,把冰凌(块)装进风车。审问时,供的不老实,便用力摇动风车,冰凌带水,喷射在人身上,人在冰雨中扭动着翻滚着。审问的民兵都板着脸孔,横眉怒目,眼神中或许会像当代年轻人观赏脱衣舞……

听说,这三个半地主,在这样的刑罚里,也没有招出秘藏金银财宝的地方。

 

30

 

我也曾看见枪毙恶霸。

在花溪汪家屋前面的一个山坡上开全区的群众大会,儿童团,一人一条木棍,列队站在主席台下。

区长讲话后,在口号声中,民兵推着三个綑绑得结结实实的“恶霸”到台上,喝令一声跪下,都跪下在台前。两个是花溪人,只记得有一个叫大口老七,还有一个就是龙致雨。公审前,先让曾受过他们迫害的群众上台诉苦,下面群众高呼口号。诉苦后,宣布判处龙致雨外的另两个人枪决,两块写了名字打了红勾的条状木版,分别插在那两个人的背上。

七八个民兵又推又拖着反绑着双手的两个“恶霸”,向山脚下走去。许多人跟在后面,人挤人,我也在其中,看如何枪毙人。

到一块小草坪上,民兵喝声跪下,恶霸就跪下了。民兵拿出子弹先在鞋底上擦一下,再推入枪膛。接连几声枪响,恶霸的脑袋削去了半边,白色的脑浆和鲜红的血铺了一大片,那血腥气袭过来,有的人吐了……

龙致雨没有枪毙,听说是因为没有“血债”。他送去劳改,几个月后又放回来了,他还对人说:“想是八字里带了官运,到劳改队还叫我当队长。”大概是1953年四月间,我在花溪小学读书,下午下了课,看见四个人推着一个被綑绑的人,走在不远处的山脚下的田间小路上。忽然一声枪响,那个被绑住双手的人向前倒下去。就倒在路上。我们跑过去看,后脑勺上一个小洞还在冒血。脸朝下,不知是谁。人说,是龙致雨。有一个农民说,今后我们种田,不敢走这条路了。

有一次在杨桥召开全区的群众大会,准备枪毙四个“恶霸”。

前一天,通知我们儿童团要参加大会。第二天,下小雨。我拿出木棍,准备整装出发,父亲对我说,要走二十里路,又下雨,你们儿童团就不必参加了。我觉得很扫兴。

下午,母亲回来,说,还好,你们儿童团没有去。露天搭台,天又下雨,会议到中途,突然“刮妖风”,会没开成,恶霸没枪毙却踩伤了几个孩子。

据说,到后来,这四个“恶霸”也都没有枪毙。

 

31

 

源头村里也开过几次斗争大会。

有一次,乡里主持,母亲也坐在主席台上。被斗争的有本家的地主金媛婶,还有成娥伯母,保长洪福叔。都没有綑绑,只在戏台前跪成一排。记忆中,好像有六七个。

首先,是群众上台诉苦。

母亲走到前台,说洪福叔什么事。见他正跪在戏台板的接合处,一高一低,他很难受。母亲用脚剥下他的鞋子,又用脚挪到他膝盖下。几天后,我也不知恒娥姑母和洪福叔家有什么亲戚关系,是什么原因,特为此事,向母亲表示感谢。

留在记忆中的还有那个光先生。

光先生,读了些古文,也教馆,但没教过我。他的大字写得好,周围各村祠堂的牌匾,有不少是他写的。在地方上也算是个绅士吧。他喜欢喝酒和女人。“好酒贪色,死也抵(值)得”,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。他上台诉苦,是说金媛婶曾用鞋子掌他的嘴巴,现在,他要打回那一鞋子。他脱下鞋子用力朝她脸上搧去,却是搧在成娥伯母的脸上,成娥伯母,流泪哭了。光先生赶紧认错,主席台上的主持人,令他立即下去。

这次斗争会,只保长洪福叔,被判四年徒刑,送县。

 

32

 

有一次,是斗争咱乐叔。

咱乐叔,当过我的老师。

我记得,班上有两个同学打架,他叫这两个同学站到黑板前,仰起头,用鼻子扛着他的教鞭。如果教鞭跌落下来,就要打手心。

他,人不高,也不粗,脸上总是笑嘻嘻的,喜欢和人开玩笑,说话也幽默。“解放”后,他本来在花溪小学当老师,花溪区的区长,东北人,一脸络腮胡子。他上前用手抹了一下区长下巴上的胡子渣,边笑边说:啊呀,像是锥子呀。若是和女人做亲(接吻),要被你扎成麻脸婆了。区长恼火,把他开除了。

可是咱乐叔家是贫农呀,为什么斗争他呢?

因他与有夫之妇偷情,被丈夫活捉,丈夫控告到农会。为平息民愤,于是斗争他。那个丈夫控诉他的“罪行”后,如何处罚,该判几年徒刑?交群众讨论。

台下一片呼叫,有的说判十年,有的说判二十年,还有的说枪毙。于是争论起来。后来,基本上是两种意见:一种认为应该判六年,一种认为判三年就够了。这两种意见又争论起来。咱乐叔跪了那么长时间,大概很苦,两只膝头,不住地挪动。他见下面还在争论不休,抬头望着争论的人,很不耐烦地说:“别争了,别争了。这有什么争论的?逢中咬,四年半,不就行了。”

台下的人,哄堂大笑。

咱乐叔,一天徒刑都没有判。那时,也把斗争当成一种处罚形式。

 

33

 

那时,全区的群众大会,我们儿童团也要参加。

开大会,最热闹的是会前的“拉歌”。

花溪区,比较整齐、有点名气的就是花溪、象形、源头、高市等有三四百户人家以上的大屋场的儿童团。常常在“拉歌”中,争出风头。

“拉歌”,有点像赛歌。大人们的各单位之间“拉歌”是主要的,我们儿童之间为了凑热闹,在大人的策划和指挥下,也相互“拉歌”。

力量最强的是象形的儿童团,首先挑战的往往是他们。有一次,他们自己唱了一首歌之后,指挥者便趾高气扬地喊:“源头儿童团来一个,好不好?”齐声应:“好!”“源头儿童团来一个,要不要?”齐声应:“要!”

他们那种气势,简直叫人感到自卑。我们没有准备好,还在商讨中,他们又齐声喊:“我们唱了你们唱,扭扭捏捏不像样。”

我的眼睛望着溪文哥,他会弹琴会唱歌,这时是高市小学的老师。

溪文哥过来,领唱一句: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,我们跟着唱,才唱到“呀呵嗨嗨衣嗬呀嗬嗨”,象形儿童团便热烈鼓掌,我们正要喊“象形儿童团来一个”,他们却抢先喊:“唱得好不好?”“好!”“再来一个要不要?”“要!”

我们只好又唱了“国民党哟一团糟”。

几个轮回,我们唱了七八个歌了,大家都会唱的歌,已经没有了,花溪的儿童团把矛头又指向了我们,我还在和大家商量唱什么歌,那边便摧:“一二三四五,我们等得好辛苦;一二三四五六七,我们等得好着急!”

溪文哥对我说:你不是会唱苏区时的老歌吗?

我说,他们(指我们的儿童团)不会唱呀。

溪文哥说:你一个人唱。一样。

我唱从父亲那里听熟了的一首歌:“八时工作八时教育八时休息哟,这是当年美国工人努力斗争呀,打破穷困铲除阶级武装起来吧,革命种子愿大家遍地撒……”

有人热烈鼓掌,但花溪有人喊:这歌,歌颂美帝国主义。打倒美帝国主义!

于是争论起来,我父亲站出来说,这是当年我在省总工会工作时,毛泽覃教我们唱的。

但还是有争论。

区里的一个领导站出来说话,争论才停止。

源头村的干部也怪我:没歌唱,跌股(丢脸)没关系,怎么唱这样一首美帝国主义的歌呢?

我真的感到丢脸了,甚至埋怨父亲,你们那时为什么要唱美帝国主义的歌呢?

 

34

 

交公粮时,农会叫我们儿童团去催粮。我们天不亮起床,唱着一只歌:“五更里,就起床,大家集合去送公粮……”挨家挨户上门催。

春播时,农会出公告,实行“禁约”:严禁猪、牛、鸡、鸭进入田垅,损坏禾苗。牛、猪犯约,罚款;鸡、鸭犯约,打死。

寻约的任务,也交给我们儿童团。我说,我们都是伢仔,要他们罚款,他们不罚怎么办呢?分会主任王苟叔对我们说:不认罚的,或主人不在,把他家锅铲或菜刀拿了,交到农会里。吃饭时,他们找不到菜刀或锅铲,自会带了罚款到农会来认领;鸡、鸭犯约,见了就打死,拿到农会来。

我们觉得这很好玩。

大人们打人,我们打鸭子,觉得是一样的英雄壮举。

儿童团,一个屋场编一个队。我家居住的老屋场,为第一队,我这团长兼任队长。

每天上午十点钟前后,下午五点钟前后,我们这一队十来个儿童,手执童子棍,到田垅里兜一圈。

那时,斗地主,打恶霸,人们都有一种恐惧感,人们显得很驯服和听话。我们“巡约”,看不到犯约的猪牛鸡鸭,几乎丧失信心了。

王苟叔笑着对我说,马列主义要灵活运用,把时间改在早上或傍晚试试看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吹哨子集合了我们第一队的儿童团。

果然发现了稻田里有一群鸭子。我们很高兴。捋手码脚,有的就下田了。

我说,只要几个人下田去把鸭子赶上来,赶到那边高岸下草坪里,然后我们围起来打。

鸭子给赶到高岸下,所谓草坪,像沼泽。我们高举童子棍,以横扫千军的气势,扑了上去。鸭子嘎嘎惊叫,或飞或跑,只打死两只鸭子,我们却都是一身泥水。就在这时,鸭子的主人来了,是和我家很要好的邻居。她家有什么好吃的,手拿着,藏在衣服前襟里面,到我家后,从衣襟里抽出手来,把东西放在灶上……

她一见我手里提着的死鸭子,便喊喊叫叫,说是一下不小心,鸭子跑了出来,怎么就把她家的鸭子打死呢?

我说,鸭子下田,见了就打。要说,到农会说去。

她从我手里夺鸭子。会长交待,打死的鸭子交农会,我两手抓住鸭脖子不放,她抓住鸭子脚用力扯。

她小声说:“松手。”

我大声喊:“不行!”

她用力拉,我用力抓紧。结果,一只鸭子被她夺过去了,一只鸭子拉断了,我手里只剩下鸭头。其他的儿童团员们,呆呆地看着。见还有几只鸭子在高岸下,我说:“把这些鸭子都打死!”我丢下那只鸭子头,拾起花棍,朝高岸下鸭子冲了过去……

我们又打死了三只。那个女人,又哭又骂。

此后,她家和我家就不像以前那样好。父亲也没太批评我,只是说我:“懵懂懵懂,挑担粪桶;倒了一头,还不知哪一头轻重。”

母亲说,明年让他回学校去读书吧。

1952年上半年,回到花溪小学读六下,毕业了,父母亲没让我去县城考中学。源头距县城六十多里,还要翻过一座高山,没有一个人做伴。1953年上半年,再回到花溪小学读六下。

 

35

 

我的童年,在政治这驾马车卷起的尘烟中,似乎是光辉的。然而,童年的往事浮上脑际,使我感到温馨,甜蜜的,是什么呢?

在那柔和的月色下,我们这些虽然打过架却又嘻嘻哈哈地团聚在晒地上的孩子,后一个人的手臂搭在前一人的背上,唱着“哩哩落落卖龙嘞……”

从八月初一到十五,我们这些孩子,每到傍晚,便一人把一节稻草扎的插着香火的龙灯,最前面的一个人摇动虎叉,最后一个人打着小鼓,嘴里“呵呵!”地喊着,逐户上门去讨香火钱…

有一个一直不明白是从哪里来的人,娶了村里一个很穷的哑婆子,大人们都很瞧不起他,歧视他,我们这些孩子却很喜欢他,因为他知道很多很多的民间故事。夏夜或秋夜,只要他在晒地上一出现,我们都会围上去,听他讲故事……

还有,我们在一起搓绳子,一起到山上去采野果子,一起在小河里洗澡……

我们幼稚,我们无知,我们无忧无虑。地主家的孩子,富农家的孩子,贫农家的孩子,不分彼此,都天真无邪地嘻嘻哈哈,甚至纠集一起,到花生地偷花生吃,吃得满嘴是泥,又互相取笑。当然,我们也吵过嘴,打过架,到第二天,一切都忘记了,依然有吃的,大家分吃,没有歧视,更没有仇恨。大人们见了,笑骂我们是“猪的脸,狗的形”。

大人们把我们推进了他们的是非恩怨,打碎了我们天真的梦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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